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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

編輯整理:  貴州自考網 發表時間:  2018-05-25   【   點擊數:

論文摘要: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管理思想中蘊涵著豐富的倫理思想。在中觀和宏觀層面,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人性假設前提上的“政治人”假設、整體主義的組織管理目標、德法兼備的管理方法等。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對構建內容更加豐富的現代管理倫理理論具有深刻的啟示性價值。


  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古希臘后期,社會混亂無序,這種狀況催生了他試圖挽救時局的治世之道。這些治世之道:僅包含著富有真知灼見的管理思想,而且蘊涵著深厚的倫理精神,是管理與倫理的內在統一。本文試從理倫理的視角對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的緣起;基本內涵及其理論特色進行初步探討,以期有益于現代管理倫理的建構。
  一、亞里士多德管理倫理思想的緣起
  詐為西方最有學識的思想家之一,亞里士多德被認為:巳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百科全式的學者”,他注重嚴謹實用,學術思想充分體現其治世之道。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希臘社會,政治斗爭激烈,制度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人心渙散。這種社會背景,使亞里士多德將更多的目光投向政制建構和平息紛爭上,這是亞里士多德管理倫理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年的亞里士多德擔任希臘城邦宮廷的王子教師,為教育幼君,他曾改編荷馬史詩以總結歷史教訓。在給青年亞歷山大講述治國之道時,他廣泛搜集希臘各城邦的政制和管理體制的資料,認真研究其得失,以期能找到維持公民的“優良生活”的政制。亞里士多德認為,由于政體是公民團體和個人生活的規范,所以判斷城邦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善惡標準同樣適用于政體。亞里士多德針對當時希臘的混亂現狀,研究城邦內部的階級矛盾,尋找化解因貧富懸殊對社會秩序的破壞,試圖從體制上保障公民利益,保持政制的正義性,保持社會的健康活力。
  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的另一個現實來源,是城邦國家之間特別是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城邦間長期爭斗的殘酷現實,或者說,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是對城邦國家之間特別是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城邦間長期爭斗的一種理論總結。亞里士多德指出,統一的共和政體沒有出現,這也與這“兩邦堅持自己的政體:一個往往指使它所領導的各邦組織平民政體,另一個則就勢力所及而樹立寡頭政體;兩邦只顧本邦的便利而忽視各個屬邦的利益”…有很大關系。亞里士多德通過對階級斗爭和統治集團間爭斗的分析,認為因對平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戰爭,造成了生產力的破壞和社會秩序的崩潰,要盡可能在有條件的城邦實行超越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共和政體,用各城邦內中產階級的力量制衡平民階級或寡頭貴族階級的貪欲,達到消弭戰亂、穩定社會秩序的目標。
  二、亞里士多德管理倫理思想的基本內涵及其理論特色
  所謂管理,就是“人們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而對實現該目標的行為過程進行策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的活動”“。亞里士多德的管理思想不僅包括他的“家務管理”,而且包括城邦管理和整個希臘社會城邦之間關系的調節。管理倫理是管理與倫理的結合,是“在管理活動中所形成的倫理關系及其在協調處理這些關系的倫理道德原則規范和行為活動的總和。其本質就是管理倫理的作用與管理實踐的有機結合”。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微觀層次就是他的“家務管理”中的管理倫理理論,中觀層次則是他的城邦管理過程中所運用的管理倫理理論,宏觀層次則是他對整個希臘社會的城邦之間倫理關系調節的理論反思。本文更注重其中觀和宏觀層次的管理倫理思想和實踐??偟恼f來,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的基本內涵及其理論特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人性假設前提上的“政治人”假設
  亞里士多德從他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出發,對人的特性作了理論總結,提出了“政治人”假設,為他的管理倫理理論預設了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的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這就表明,作為勞動者在社會化中必須接受管理和組織,才能適應大生產的需要。只要有社會勞動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為了提高管理效率,就要不斷協調社會實踐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如何將管理有效融人生活過程,使每一個被管理者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并能互相協調,這與管理的組織目標、管理方法以及組織文化和工作理念息息相關。激勵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達到組織活動的最佳績效,要求對人要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從而制定出符合人的需要的管理模式和激勵方式,制定激勵人的倫理導向、組織目標、管理方法、組織文化和工作理念。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設具有兩層含義,一是人性中具有的天然的社會性。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他從單個人無法存活于惡劣的社會環境出發,推導城邦雖然在發生程序上后于個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卻優先于個人和家庭,“個人只是城邦的組成部分,每一個隔離的個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必須共同集合于城邦這個整體”…。他指出,正因為人的本性中的這種合群的性情,使得人具有為整體服務的精神需要,人類在生活上互相依賴,也有樂于社會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二是作為“政治人”的公民與城邦休戚相關。一方面公民是城邦國家的主人,能夠參加各種政治活動和分享政治權利,管理公共事務;另一方面,公民自己也依賴于城邦國家的保護,為此他們有服從城邦管理的義務。公民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同時作為個人的公民還是血緣家庭與城邦國家的聯系紐結,使兩者的利益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而趨于一致。“政治人”假設必然導致亞里士多德設置的城邦管理目標具有整體主義的價值導向功能,組織目標的整體性成為其管理倫理思想的一個很鮮明的理論特色。
  2.整體主義的組織管理目標
  所謂管理目標,就是指個體或群體行為的目的指向和所要實現的結果。在他看來,家務管理作為管理的微觀層次,其目標是要使家庭和個人過上優良的生活,家庭所必須的各種物品,不僅要足夠當時所需的數量,而且還得有適量的積儲,以備日后的應用。這種致富方式和技術不但有益于家庭團體,也有益于城邦團體。…在這里,亞里士多德肯定了人們通過管理來達到個人和家庭追求適度物質利益的合理性,并認為這樣不僅對個人和家庭,而且對城邦國家也一樣有利。在城邦和家庭的關系上,他認為兩者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城邦的利益優于家庭的利益。首先,個人的物質利益訴求必須通過集體滿足的方式實現,每一個隔離的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必須共同集合于城邦這個整體,才能大家都滿足需要…,這就凸顯了集體利益的優先性。其次,城邦的利益和榮譽比個人更重要。他說:“一種善或對于個人和對于城邦來說,都是同一的,然而獲得和保持城邦的善顯然更為重要,更為完滿。一個人獲得善值得嘉獎,一個城邦獲得善卻更加榮耀,更為神圣。”…再次,他還認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理解的國家整體利益就是全體公民的利益,公民積極參與城邦管理,使個人與城邦國家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這是亞里士多德對社會和現實作出的正確的理論判斷?;诖?,他認為城邦整體功能的發揮,必須要求其社會成員服從這種整體利益至上的價值目標。但同時,亞里士多德也看到,社會上有的人“處于腐敗狀態而喪失了本性”,如果這種人成為管理者,其無恥貪欲將是城邦秩序安定的毒瘤。他認為,具有整體主義理念的個人和城邦利益高度結合,在政治成為實現人的利益的重要手段的環境中,人的倫理品質的重要性才凸顯出來。要維護城邦的正義,使其秩序正常運轉,就必須使人的追求目標與城邦的最高目標——善相一致。因此,建構以公正為主要價值的德性主義的組織管理目標,不僅具有深刻的現實依據和社會根源,而且更是其高超的管理智慧的體現。
3.德法兼備的管理方法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要實現社會公正,維護共同利益,不僅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節制人們的欲求,而且要“定立完整和良好的法規”“來約束人的不合倫理的行為。他說,幸福的城邦必然是道德上最優良的城邦,因為道德優良就意味著城邦的秩序井然,人們安居樂業。因而,要治理好城邦使其成為優良的城邦,就必須選擇品德超凡的人來管理公共事務。他說:“倘使一個人業已具備充分的才能和忠誠兩個條件”,也不一定能勝任公職,還需要有善德,因為缺少善德的人中很多是對“自己的私業完全了解,也很自愛,卻總不好好料理他的家務”…,這種人在處理公共事務的時候會處處疏失。同時,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公民具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重角色,這要求公民既要有管理者的德性,又要有被管理者的德性,只有城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踐行公正、節制、勇敢、智慧等道德規范,才能形成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助的關系,從而減低城邦管理成本。
  在強調德治的同時,亞里士多德十分注意法律作為調控手段在城邦治理中的作用。他認為,城邦的管理首先必須要制訂優良的法律制度。他認為,凡訂有良法而有志于實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惠和惡行。…”強調用法律的形式褒獎行善的人,懲戒為惡的人,威懾可能作惡的人,弘揚社會正氣。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治與法治是有機統一的。他指出,法律的實際意義就在于促進全邦人民都能進入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對于法律可能存在的不完備地方可以依道;惠精神加以補充。他說,“對于法律所沒有周詳的地方,讓他們遵從法律的原來精神,公正地加以處理和裁決”…”;為了防止管理者違背倫理精神行事,“一切政體都應定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經濟體系,使執政和屬官不能假借公職,營求私利。”…‘這種從經濟制度安排上對公務員的立法監督,是制約權利腐敗的大膽嘗試。
  三、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的啟示
  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中還存在著一些不足甚至是錯誤的觀點,如忽視奴隸對城邦管理目標實現的重要作用,片面強調人對整體的依賴性而忽視人的主體能動性等等。但總體來看,亞里士多德的管理倫理思想有許多獨特之處值得我們反思。
  1.亞里士多德將人性理解為涵蓋“經濟人”與“道德人”的“政治人”,益于克服企業管理中個人價值目標與整體價值目標的沖突
  一方面,亞里士多德認識到作為管理對象的主體的求利欲望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更強調在習慣和習俗熏習下的管理對象所具有的道德屬性對自身私欲的克制。人的價值不僅在于其能生產經濟價值(或物質價值),還在于他能夠融人組織中學習組織文化,踐行組織紀律,服從組織的整體價值目標,并在公共活動中創造精神價值?,F代企業由于過多注重管理對象給組織帶來的經濟價值,較少強調對主體的道德價值觀的培養。同時,企業整體組織的結構設置,也是專門為利益創造而設置的。其實,若將企業目標純化為求利,不利于企業員工的責任感和榮譽感的培養,更無法激發員工強烈的道德意識,會使組織與個人缺少精神上的緊密聯系。特別是企業的規模越大,個人利益與企業整體利益的契合度就越小的情況下,如何將員工的個人與企業整體的利益增加結合起來,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難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政人”假設,在某種程度上,有益于我們克服企業管理中,個人價值目標與整體價值目標的悖論,只有將員工作為參與企業生產管理的主體,才能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和責任心,員工才能將企業的命運與自身的前途聯系起來考慮,從而從精神上加強企業與員工的內在聯系。
  2.亞里士多德強調整體效益的價值觀念,益于企業文化建設
  亞里士多德的整體主義,或許只是出于挽救希臘城邦而提出的價值目標,但站在企業文化戰略的高度來考察,一個組織的價值導向直接決定該組織的行為規范的制定與操作,對企業員工具有規范與指導的作用。在管理對象與其工作的文化環境的互動中,企業的價值觀對企業員工的價值觀有著深遠的影響。“理論”指出。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短短20年里趕上美國,并全面超過歐美,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日本企業的企業文化的整合力量,獨特的價值觀教育使日本企業中的員工與企業聯系緊密,形成風險共擔、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企業員工的忠誠對一個企業的長遠發展具有的重大意義,已不是單純的經濟價值可以衡量。在某種意義上,企業被塑造成非求利形象的倫理型組織,為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優化企業的外部環境,實施長遠的企業計劃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3.亞里士多德強調德法兼備的管理方法,益于企業管理方法的創新
  現代企業的管理對象的核心已經由物轉變為人,以人為本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的基本原則。如何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如何更好的貫徹企業的目標,成為每個管理者必須面對的問題。企業的規章制度是剛性的制約力量,但單純的剛性力量也有其達不到的管理“真空”。至于如何來評價員工的責任心,在一些智力因素占主導的工作中,標準是很模糊的。如一個軟件開發人員到底要開發多少軟件才能算合格呢?面對這樣的難題,一方面要加大對員工工作的物質激勵力度,另一方面還必須培養員工的價值觀,把企業的價值目標內化為員工主體的道德責任感和風險意識,使員工能樹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工作作風和工作理想。從根本上來講,培養員工的責任感和忠誠觀念,比培養員工的職業技能具有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管理方法上的德法兼備,既要求企業在激勵機制上建立明確的獎懲機制,又要求管理者具備剛柔并濟的主體德性,能關心員工,公平公正,贏得管理對象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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