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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費用負擔和付費方式選擇

      編輯整理:  貴州自考網 發表時間:  2018-05-25   【   點擊數:

      一、        高等教育的俱樂部物品性質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任何產出的接收者都應為其所獲得的物品和勞務支付費用。但市場效率依賴于產出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和競爭性(rivalry),如果產出不具備相關性質,生產者就無法獲得相應的收益,從而不能寄希望于市場提供足夠的產出,教育就碰到這樣的問題。于是,傳統觀點將高等教育視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并要求公共部門提供高等教育服務,卻往往導致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財政危機。鑒于此,本文認為高等教育并非純公共物品(pure public goods),也不滿足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2]。

      純粹意義的公共物品(Samuelson , 1954)具有以下特征:①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一旦某種物品或服務具有非排他性,則沒有使用這種物品或服務的人不能被排除在使用這種物品或服務的效用之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效用是強加的。②非競爭性(Non-rivalry)。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向額外的消費者提供的邊際成本為零,每個人最有效率的消費單位是無窮大。但是,純公共物品幾乎不存在。所謂的公共物品都有其服務范圍。地區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s)不能對外地人服務,全國公共物品(National public goods)不會為外國人服務,特別是國防。國防和公共服務等一直被當作公共物品的產出也具有競爭性,因為沒有人可以同等得到。邊陲小鎮和首都獲得的國防不會相同,同一城市不同社區得到的警察保護也可能有差別。即使像有線電視這樣每個付費者都能欣賞相同節目的服務,亦受線路寬度的影響。事實上,“設計這類非常狹窄的定義是為了說明,也許存在社會想要,但不能由自發的私人市場提供的一類活動”,只不過現實中大量的公共支出“都是能夠排除一些人享用的、即能整體也能部分消費的、技術上可以付費才能消費的公共支出的重要類型”(Steiner ,1977)[3],高等教育即屬于這種類型。

      首先,高等教育具有排他性,存在排除學生獲得服務的手段。高等教育消費的非整體性,使其消費在技術上易于分割。如同公共圖館的大門可以向未付費者關閉(盡管對有效供給具有決定意義的是能否從教育服務收益中排除其未付費者,而非從教室中排除未付費者),到目前為止,即使不通過收費手段,也有足夠的方案屏蔽某個個體于高等教育之外,譬如分數、家庭出身、民族、宗教、性別、國籍。筆者不排除未來社會教育發展變化的可能,但從人類已有歷史看,高等教育具有足夠的排他性。當然,這種排他性并非嚴格排他,消費者要獲得某種利益是比較容易的。根據臺伯特模型(Tiebout model)[4],居民可依照對不同社區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偏好,“用腳投票”選擇他們的社區。對高等教育而言,求學者可自由選擇城市和學區,以獲取具有一定可替代性的教育服務。

      其次,高等教育具有競爭性。參與經濟活動的都是理性人,由于信息獲取差別、利益差別、偏好不同,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就會產生各異的偏好次序和實現方式,而個人的偏好并不能事先觀察和預測,因此按“不可能定理”(Arrow,1951)試圖在任何條件下,從個人偏好次序中推導出社會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無法確認社會福利函數的存在,帕雷托改進不能實現。反映到教育領域,就是面對稀缺的高等教育資源,一個學生獲得的多了,另一個獲得的就少。如左圖所示,當更多的人加入高等教育行列時,因規模經濟的效益,邊際服務成本MRC逐步下降,同時,邊際擁擠成本MCC因日益擁擠而上升。把邊際擁擠成本和邊際服務成本結合起來就得到右圖下凹的邊際成本曲線。其下凹的原因是:人力資本的異質性(偏好不同,知識背景、接受能力的差異。根據實際推斷原理,小概率事件不會發生,即使在相當規模的組織內,同質的個體也不會出現。)所導致的教育資源對不同學生的低可替代性。以課堂為例,課時固定而學生接受能力不同,按某一特定標準對所有學生授課就會造成損失。班級規模越大,損失越多,因此有必要保持較小的規模。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的調研數據顯示,學生對1-10人的班級評價最高,對35-100人的班級評價最低。即在給定的教育系統內,有唯一的最優學生數量,一旦超過這一數量,新增的參與者就會對已有的參與這造成負效用,若要求同等效用,邊際成本就會上升。在右圖中,隨著人數增多,擁擠日益嚴重,就進入邊際成本上升的BC段。高等教育是重要社會資源,高質量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更是一種稀缺資源,在系統擁擠時,其更加稀缺。當整個系統達到擁擠點 (point of congestion) ,邊際成本無限上升[5],如座位坐滿的教室不可能再為其他學生提供座位,這就須要新設一個班級,因此在原有MC線上又有一條新的MC線。這一過程的重復也就意味著MC不斷提高,當其達到極點時,系統崩潰,只有新建系統才能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因新增成本將平攤至學費中,導致學費升高,搭便車的可能性消失(free rider)。



      從以上分析可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求學者付費才能享受高等教育服務,而高校能夠以極低的成本排斥未付費者。第二,高等教育服務存在擁擠現象,不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第三,擁擠達到一定程度時,形成新的組織較有效率。因此,筆者將高等教育定義為俱樂部物品(club goods )[6],即排他性公共物品(excludable public goods)的一種。在布坎南眼中,俱樂部是人們自愿形成的協會,其排除非會員不需要成本,會員間沒有歧視,并由會員分攤相同的成本和收益。俱樂部中存在有效成員規模,同時最大化個人效用實現。效用來自三個方面:①物品或勞務的使用②分攤生產成本③享有會員資格,高等教育同樣具有這些特點。首先,高等教育服務一般由多人共同享用,私人單獨接受這種服務可能帶來低效率。盡管因個人偏好不同帶來的巨大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會給他人帶來負效用,但在規模適度的高等教育俱樂部內,這種負效用是極其有限的,而正是受教育者人力資本異質性才促成了高等教育服務的多樣性,使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次,高等教育服務生產成本由參與者共同承擔。再次,高等教育服務的接受者與生產者之間存在互相促進的關系(正所謂“今日我以×大為榮,明日×大以我為榮”,諸如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耶魯大學的布什、克林頓、小布什。)高等教育是俱樂部物品,私人就應當為其支付費用,這是第一部分的結論,也是全文的理論基礎。

       

       

      二、人力資本的產權歸屬

       

      高等教育提供的是服務,這種服務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種生產性服務。一方面教育服務對勞動的再生產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種教育費――對于普通勞動力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7]強調對普通勞動力微乎其微也正體現了高等教育對提升勞動力從事復雜勞動的技能的作用。既然勞動力商品的價值中包括教育費用,由誰支付是很明顯的。另一方面,這種服務一旦與人體結合,就會形成潛在的人力資本,而潛在的人力資本投入生產過程獎形成真正的人力資本,并帶來巨大的收益。然而通過高等教育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的“所有權限于體現它的人”(Rosen,1985),同時人力資本與其載體不可分離(Becker, 1993),因而人力資本不可能像物質資本的產權通過分割來降低風險(其載體無法分割),這就要求受教育者依據“利益獲得原則”(誰從教育中獲得收益,誰就應支付教育的經費,支付的數額與獲益得多少成正比)買斷人力資本全部產權。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支付高等教育費用,就是買斷人力資本的行為。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制定計劃。學生免費入學,公費醫療,畢業生統一分配。對不服從分配者取消分配資格作為懲罰,用人單位根據國家計劃接受統一分配的學生。同時作為對未受教育者的補償,人為縮小受教育者的工資收入,使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者與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差別小于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別,即受教育者多為社會作貢獻。其理論依據是:由政府進行的人力資本投資,投資收益屬于整個社會,私人不因人力資本存量而享有收益索取權。

      從過程上看,這一套制度并無不妥之處,但是由于先天原因,它和計劃經濟下諸多制度一樣存在嚴重的弊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嚴重阻礙勞動力自主選擇和和自由流動,抑制教育的配置能力[8]。“我是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固然強調了黨和政府配置人力資本的強大能力,在人力資本貧乏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非常重要,正因為這種強制力,才完成了像“兩彈一星”這樣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但在另一方面,正因為人力資本貧乏,就更應當讓有限的資源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由于人力資本較強的專屬性,挪作他用不但是對資本所有者的損失,也是社會資源的浪費。然而對人力資本進行有效配置要求①計劃者有充分信息②計劃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利益取向或價值取向相同,即目標函數相同,因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存在、不可能定理使得上述條件不能實現,人力資本的浪費也就在所難免。

      第二,限制人力資本載體即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導致低下的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與其載體不可分割,就決定了人力資本運用程度取決于載體的主觀能動性。一般而言,只有載體的興趣愛好得到滿足、創造欲望在一定條件下激活,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而當其潛能得到最大限度發揮、需求層次得到滿足時,“一個人能成為什么,他就一定能成為什么”(Maslow, 1954)[9]。要想讓人力資本所有者發揮潛力,就需要消除不滿意,提供滿意(Herzberg, 1959)[10],滿足其權力需求,歸屬需求,成就需求(McClelland,1953)[11]。用人單位被動接受畢業生,學生不能根據個人的特長和偏好選擇適當的職業和工作單位,最終結果只能是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因此過分強調螺絲釘的崇高境界,不但不能使社會人自我實現,更是對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侵害。如果不考慮民族情感,那么在既定范圍內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以達成自我實現的情況下,為避免人力資本貶值,向外發展是唯一的選擇,智力外流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以結構平等代替機會平等,抹煞三大差別,扭曲勞動價值論。單純追求收入分配數額平等,是表面的公平,只有機會平等,讓每個成員都享有同等的可獲得的機會、可參與的程度、可進入的領域,才是真正的公平。抹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重復勞動與創造性勞動的差別,不僅使勞動者收入的層次沒有按照人力資本與收入的正相關關系得以反映,也是對勞動價值論的扭曲。

      這種制度嚴重影響了正確觀念的樹立,即高等教育只是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而非就業本身,以至今天仍有相當多的人懷念分配工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享有人力資本產權,自主擇業,并為形成這種人力資本的高等教育支付費用,不是負擔,而是權利。如果仍要求回到政府分配的老路上,不過是人力資本所有者放棄產權罷了(這應當看作是民主意識不足的結果,于制度本身無關)。馬克思早就說過,“凡是工人有這種支出的時候,這種支出都是生產的,因為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12],“而勞動能力所以是生產的,是因為它的價值和它創造的價值之間有差別。”[13],這部分被資本家拿去了,“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資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勞動剩余,即他創造的價值超過他消費的價值的余額……,也就是說他創造新價值。”[14],“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15],那么,個人就應當為這種提升其勞動能力的教育支付費用。

      三、私人支付高等教育費用的可能性

      Jee-Peng Tan 和Alain Mingat 1992年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與人均GNP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經回歸分析[16](李文利、閔維方,2001),這一關系如表1所示。
      表1  人均GNP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模擬



      資料來源:李文利、閔維方《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規模的現狀和潛力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本表假設人口負擔率0.5不變。人口負擔率(dependency ratio)指14歲以下或65歲以上的非勞動人口占15-64歲勞動人口的比例。

      由表1可知,在既定的人口負擔率0.5下,隨著人均GNP的增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呈上升趨勢。人均GNP為750美元時,毛入學率為15.5%,人均GNP為2000美元時,毛入學率為19.09%。因此,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負擔水平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理論上完全可以達到15%這一2010年的政策目標。但現實中2000年毛入學率僅為11%,與模擬值相差4%。如此大的差異,從表象上看與國家財政投入不足有關,本質上則是現行高等教育模式與市場經濟的沖突,即在僵化體制下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過低的表現,這就要求私人承擔更多的高等教育費用。以下分析居民對高等教育費用的承受能力。

      第一,過度需求對高位學費形成有力支撐。在發展中國家,教育深化、高等教育需求過度現象十分普遍。其原因是:國家對高等教育進行了大量補貼,私人能以較低成本獲得巨大收益,即私人收益過高學費相對較低。而在由學費和在校生人數構成的高等教育市場上,私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線是下傾的,當價格(學費水平)過低而沒有達到均衡水平時,必然造成即定價格下的過度需求。只要學費水平逐步提高,過度需求就會逐漸減弱,最終達到供求平衡。均衡價格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學費提高的過程。

      第二,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對高等教育的現實支付能不斷增強。對中國家庭來說,由于傳統文化洗禮,“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迫切希望子女獲得更好的教育,但需求是有購買力的欲望,因收入限制,往往有效需求不足,甚至一些家長為了滿足子女的高層次需求而放棄自我的低層次需求[17]。因此,收入水平提高對解決這一問題具有決定意義。收入水平提高帶來三個階段或三個方面的影響:第一階段,恩格爾系數緩慢降低,教育支出比例不變,居民能夠將更多的資金用于高等教育消費。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收入提高的初始階段。此時,盡管私人收入增加,但大部分增長被物價上漲抵消,因而居民消費仍以生計消費為主,具有一定奢侈性的高等教育消費暫不考慮。于是恩格爾系數變化不大,教育消費支出比例亦無明顯變化;第二階段,恩格爾系數迅速降低,高等教育支出比例迅速上升[18]。此時生計消費已趨于穩定,經濟增長放緩,新增收入主要用于服務性消費,特別是高等教育消費。消費相當一部分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還未擺脫生計消費,但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發展的趨勢已十分明顯。只要提供足夠數量并且合理的機會,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資動機;第三階段,恩格爾系數降低趨緩,居民實際教育支付能力大為增強。此時居民的食品類消費不再是簡單的生計消費,而由數量擴張型轉向質量提高型,因而恩格爾系數不再發生顯著變化。但在前述階段積累的消費支出比例和繼續增加的收入雙重作用下,居民有能力承擔更高的高等教育費用[19]。以上這三個階段并不是獨立的按時間順序進行,而是一個有機的過程,這里僅為說明問題而劃分。

      第三,我國人口負擔率呈穩步下降趨勢。人口負擔率(dependency ratio)指14歲以下或65歲以上的非勞動人口占15-64歲勞動人口的比例。對社會而言,這一比較越低,納稅人的經濟負擔越輕,從而私人分擔教育成本的能力越強。對家庭而言,人口負擔率降低意味著子女體力和智力發展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表2所示,我國人口負擔率從1995年的50.22%降至1999年的46.14%,不僅增大了私人投資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為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表 2 全國人口負擔率          單位:%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國人口負擔率      50.22    48.81   47.09    46.5   46.14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0 中國統計出版社

      第四,我國高等教育尚處于精英階段,相當比例的受教育者有較好的家庭背景和承擔較高費用的能力。高等教育處于精英階段并不意味著享受高等教育的學生都來自高收入家庭,但在較為苛刻的條件下,由于客觀原因,來自高收入階層的求學者顯然占有優勢。如表3所示,在四年級學生中,來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的學生數量(48.48%)比來自低收入家庭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數量(40.69%)高7.79個百分點。即使是擴招后,在一年級學生中,亦有42.81%來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這些家庭一方面具有教育消費的強烈愿望,同時還具備低收入家庭無法達到的教育支付能力。高收入者為保證本人與其子女收入的源頭不致枯竭,往往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金。
      表3  不同收入區間的學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數     單位:%  
       


      資料來源:趙海利《重新審視成本補償對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與陳曉宇、閔維方教師商榷》《教育發展研究》2001(8)

      在通常的情況下,學費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應過高,但在教育模式發展的不完善時期,短期內較高的學費是無奈的選擇。80年代初期發達國家人均GNP相當于3名學生的高等教育經費,而最不發達國家3個公民創造的GNP才能夠支持1名大學生就學。由此也就不難理解1975年韓國高校人均學費相當于人均GNP的97.6%,隨著人均GNP高速增長,這一比例逐步下降,盡管如此,1995年仍高達44%[20]。

       

      四、付費方式的選擇

       

      盡管一系列研究表明教育具有較大的外部性,如果根據邊際成本原則制訂收費標準,可能導致私人對高等教育的投資達不到社會最優水平,這并非政府資助公辦教育的理由。公辦教育的一個目標是使貧困學生開發其人力資源,并通過將部分教育服務成本由接受服務的學生轉到納稅人身上實現。而現實中政府資助的大學并不是為了將購買力從納稅人向貧因家庭的學生轉移而設計的,大多數學生來自高收入家庭,搭便車現象嚴重,對其他部分更加貧困的非大學生家庭課稅來贊助中等收入和富裕家庭的學生顯然有失公平。如表4所示,師范的學生大多數來自中高收入家庭,最低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較少,尤其是最低收入家庭比例更低。
      表4  不同收入區間的學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數



      資料來源:趙海利《重新審視成本補償對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與陳曉宇、閔維方教師商榷》《教育發展研究》2001(8)

      出于下面原因①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性②資本市場不完善③信息和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在對社會而言最優的高等教育需求水平上,人們并不愿意承擔全部財政費用,一般看法這也是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依據。請注意這三點是針對全部高等教育而言的,但在實際中由于人為將公辦和民辦高校對立,卻成為不公平待遇的基礎。盡管民辦高校對公辦高校產生了負外部性[21], 但其正外部性并不因此消失,要求民辦高校學生按市場價格支付全部顯性成本而公辦高校學生享受部分免費亦不公平。同時在內,由于熱門專業預期收益高,而冷門專業一般也是基礎專業因預期收益低,就會發生社會的人才需求與本人的生存需求的矛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顯化為貨幣,面對相同的外部成本,只能導致冷門專業學生質量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自給(相對于政府支持高校而言,并不要求學生全額支付,只是強調資金流動不通過教育系統)是唯一選擇。首先,只有學費等于全部顯性成本,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搭便車的問題(外部性暫不考慮);只有讓價格體系在全部高等教育服務中發揮作用,才能解決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財政危機,繼而實現高校良性發展。這種方法由于學費補償全部顯性成本,學費成為學校主要收入來源,教育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大學間就可以展開效率競爭,并將在提高教育服務的項目設置及技術上產生大量創新。對學生而言,這是以其綜合素質提高、適應能力增強、預期收益提高為基礎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更為平等的人力資本配置是人們之間的收入更加平等”[22]。至于基礎專業,應提高其預期收益,使之符合按勞分配的原則。其次,遵照兩個平等原則(機會平等原則:不管學生家境貧富,國家和社會都應最大限度地確保學生的受教育機會;費用負擔相均衡原則:各階層負擔的費用與其支付能力相適應),由社會向貧困的學生直接提供教育費用(例如政府發放補貼,學生自主選擇院校,政府不應當支付搭便車者)。由于正外部性,當政府想提高受教育者人數和質量,可以增加接受政府支持條件的學生人數,并降低條件。對于政府資助的標準,可按收入實行負所得稅。

      由于政府不可能資助全部費用,必然有一部分資金要從資本市場獲得,鑒于助學貸款無息無抵押,同時接受者無法用高等教育投資的未來收益作抵押,由商業銀行運作顯然不合適(這也是公辦院校享有的待遇)因此可以考慮發行教育彩票[23](李剛,2001),并由非盈利機構負責運營并向學生發放貸款。非盈利機構運營屬于慈善行為,在適當監督下可以有效發揮作用。彩票存在的問題是收入不適當地來自低收入家庭,多項調查表明,彩票業是一種累退性的穩含稅,低收入者、受教育水平較低者將家庭收入用于彩票賭博的比例遠高于高收入家庭(Charles T.Clotfelter and Phillip J. Cook,1987)[24],以美國伊利諾伊州為例(該州彩票業的收入被指定用于教育),“教育因彩票業收入而獲益,該收益又落實到伊利諾伊州購買彩票的低收入家庭,這減輕了(隱含稅的)累退性,但遠未達到消除它的水平”(Mary O.Borg and Paul M. Mason,1988)[25],只是目前尚無比發行彩票更好的辦法(與政府支持相比,回饋低收入者的資金較多,兩害相權取其輕)。

      此外一個辦法就是企業買斷學生人力資本,為其提供學費、獎學金或貸款,典型的如共建學院、委托培養,國防獎學金也屬這種類型。

      作者簡介:孫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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