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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解釋與分析

      編輯整理:  貴州自考網 發表時間:  2018-05-25   【   點擊數:

      本文試圖對當前中國農村中出現的土地使用權流轉現象做出經濟解釋,并對不同地區間流轉程度的差異提供一個分析框架。主要結論是:土地使用權自由流轉理論上能夠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因此這項制度創新是對潛在外部利潤的反應;而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勞動力市場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穩定性、村集體的政治決策、土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功能以及農業生產的技術特征是導致流轉程度差異的主要原因。

      Ⅰ現象和問題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近年來在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了土地較為自由的流轉,例如作為西部開發重點的湖南省懷化地區[1]以及被稱為發生“第三次土地革命”的 山東省膠東地區[2],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也正在進行類似的嘗試,并以此作為實現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的基礎[3]。同時,由山東農業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進行的一項涉及4省344縣的農村調查[4]表明,大部分農民已經具有自己承包土地可流轉的意識,見表1。
      表1:農民對其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態度



      資料來源:楊學城等,2001

      與以上事實形成對照的是,土地使用權流轉程度的地區差異非常大。根據1998年白羅文等人和農科院合作的一項對8個省的調查[5]表明,參與流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3%~4%。對同在湖南省的永興縣3鄉39村的實地考察[6]則表明,盡管村集體對于土地使用權流轉抱積極態度,但實際的流轉并未發生。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浙江地區,農村土地市場也存在交易量小、交易期限短和低償交易甚至無償交易比例高等現象[7]。而在近年來大量的農村信訪中,涉及農村土地的達一半以上,有些土地問題甚至上升為刑事案件。

      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是中國的基本問題,而土地制度又是這些基本問題的核心,它是農村中農業生產、經營、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等制度安排的基礎。對于土地使用權流轉及其地區差異這一新的現象,需要在理論上做出經濟解釋與分析,而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1、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效率如何?2、哪些因素導致流轉程度的地區差異?

       

      Ⅱ農地制度變遷的歷史和理論回顧

      從1950年6月30日,新中國第一部土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誕生以后,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曾出現過多次大的調整和變遷(石磊,1998)。始于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使中國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回復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模式,每個農戶成為農業生產中各項扣除以后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克服了生產隊中勞動監督困難和激勵不足的問題(林毅夫,1991)。這項誘致性制度變遷[8]在1981年得到正式的承認,以法定形式肯定下來的長期的土地承包權給予農民穩定的預期,它直接影響預期者的行為,從而大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

      但是自從1984年以后,谷物生產停滯不前,農業生產出現了徘徊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重新集體化的呼聲又在擴大經營規模以獲取規模報酬的教條下出現[9]。1993年,15年的土地承包期即將到期,農民對土地制度預期的不穩定性導致了農業生產中出現短期行為和生產性投資不足。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決定,將農戶的土地承包期延長30年,部分林業地區延長至50年。

      80年代后期,繼商品和服務市場化改革全面展開后,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體制改革也正式開始,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或進入鄉鎮企業實現非農產業就業[10]。為了適應勞動力要素轉移,1988年修改的《憲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放松了對土地管理的限制,明確“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可依法轉讓”。

             1996年以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和農村城鎮化水平低問題突出,以村為基礎的集體土地所有制作為改革的終極目標開始受到懷疑。為了適應中國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發展戰略,1998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在“賦予農民有保障的30年土地使用權”的同時“發揮市場機制在農村土地資源再配置中的基礎作用”。 

             而在今年初的“十五”計劃中,作為積極推進農村各項改革的首要內容,中央明確在長期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探索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改革。在今年7月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討論的《土地承包法(草案)》中,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界定為一種財產權,并規范其流轉成為討論的焦點。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歷史和現狀對經濟理論研究提出了挑戰,關于土地承包制的討論構成二十多年來中國農業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劉守英,1997;周其仁,1997)。由于土地承包制只賦予農民對土地的排它的使用權和收益的獨享權,而按照根據產權學派的觀點,一個產權的基本內容包括行動團體對資源的使用權與享用權,以及自由的轉讓權。它的權能是否完整,主要可以從所有者對它所具有的排它性和可轉讓性來衡量(H¡登姆塞茨,1967,張五常,2000),因此90年代后期隨著土地法律政策的調整,有關土地使用權流轉對于農業績效的研究受到重視,已有的研究成果對于下一步的探討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框架(姚洋,2000)。由各類國際和國內社科基金資助的農業和農村研究課題則為本文的展開提供了重要的經驗事實。而作為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新動向,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微觀機制研究上(文貫中,1989),例如對農業租約與農戶行為的研究。本文試圖利用可獲得的經驗事實,以農戶的微觀決策為基礎,對前文提出的兩個問題作出回答。

       

      Ⅲ土地使用權流轉:一個新古典的圖解

      勞動力和土地是農業生產中的兩大基本要素。目前我國農村約有勞動人口45000萬人,而以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實際耕地面積計算,農業中能夠吸收的勞動力約為15000萬人。除去鄉鎮企業就業的12300萬人、流向城市的勞動力5000萬人和從事其他產業的2000萬人,尚余1.1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的失業率約為24%(袁志剛,1998)。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部門和地區間轉移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這種轉移的主要動力一方面來自不同產業部門間經濟績效的差異,另一方面來自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差異。
      表2:國民經濟和各產業平均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14頁
      表3: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



      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29頁

      伴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現的微觀變化是土地在不同個人間的邊際評價出現重大差異。由于農業生產中勞動力與土地總是互補的,對于具有不同農業生產力水平的農戶,土地邊際產出的程度不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村勞動力在市場意識、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等方面不斷進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農民,將會比較其種地的收益和機會成本。當這部份農村勞動力試圖退出農業產業時,盡管他們對土地的邊際產出評價已經很低,但作為理性的個體,他們依舊會考慮自己已經承包并仍有較長存續時期[11]的農村土地如何被盡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選擇是將土地的使用權出租或轉讓,部份實現承包制賦予的從土地上獲得收益的權利。對于另一部份留在農業生產產業的農民,農業生產可能給他們帶來較高的收益。如果他們發現在自己的生產和經營下,土地具有較高的邊際產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較多的市場信息、較新的生產技術、和較高的經營能力的農戶,他們有可能承租或受讓前一類人的土地使用權,從而對農業生產進行更多的投入。這樣,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就具有土地邊際產出拉平效應,雙方對土地邊際產出的評價差距越大,土地資源配置效率被改進得就越多。



       

       

              我們可以用上面這個模型說明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濟效率。(一)圖表示的是某村土地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我們假定該村的農戶可以分為兩類: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而持久的留在該村的A類農戶;不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而退出農業生產產業轉移至其他產業的B類農戶。(二)圖和(三)圖分別表示這兩類農戶對土地的需求。需求曲線不同的斜率表明他們對土地不同的邊際評價,并且這種邊際評價與他們各自的土地邊際產出成正比。在土地承包制的初始配置下,假定以每戶人口為標準,A類農戶和B類農戶獲得的土地量分別為Qa和Qb。在這種狀態下A類農戶對土地的邊際評價Pa遠遠高于B類農戶的邊際評價Pb。這樣的土地要素配置顯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農村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自由流轉,那么B類農戶的土地將流至A類農戶,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均衡的一般原則,流轉量是:Qb0―Qb1= Qa1―Qa0。此時,兩類農戶對土地的邊際評價相等都為P*。如果農村土地市場形成后P*可被視為土地的市場均衡價格。這時A類農戶增加的效用為E和F,F當中將有G部分有償支付給B類農戶,由于F=G+H,所以社會凈效率增加量為E+H,實現了典型的??怂龚D卡爾多效率。

              由此可見,在一個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樣,自由的流轉總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過來促進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實證研究也證實,對土地交易權的限制對土地產出率具有負面的影響,其影響途徑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減少農戶對土地的長期投入(姚洋,1998)。這在回答前文第一個問題的同時,也能夠從效率角度解釋為什么政治決策的結果是允許和鼓勵農民進行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

       

      Ⅳ流轉程度的差異:一個農戶的微觀決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的作用,那么這種現象為什么沒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出現,為什么地區間的流轉程度存在很大的差異?

      新古典的理論在長期中看總是對的(曼昆,1998),但在將它運用到現階段的中國時,許多轉軌過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視。以上的圖解對經濟發達地區有一定解釋力,或者說它代表了農業發展的長期趨勢,但要解釋不同地區流轉程度的差異,其微觀基礎就必須分析農戶將土地投入農業生產和實施流轉的決策。受貝克爾家庭生產函數(Gary¡S¡Becker,1976)的啟發,我們建立一個在一般農村地區代表性農戶的微觀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變量和參數影響農戶對土地的使用和流轉決策。

      一、模型的設定和說明

      ①初始稟賦(T,R)

      T:農戶可投入的全部用于勞動的時間

      R:農戶在土地承包制下擁有的土地總量

        對于無遺產繼承、外來援助和不參與金融信貸市場的普通農戶,T和R 可視為他所擁有的財富總量,作為一般的討論,T和R各自在質量上的差別暫不細分,而只考察數量上的影響。

      ②效用函數U=貨幣收入(③+④)+ 非貨幣收入⑤

        針對設定的初始稟賦,農戶的效用來自兩方面[12]:勞動和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可能提供的貨幣收入;土地除作為生產要素以外提供的非貨幣收入。效用函數的設定得到以下經驗觀察的支持:
      表4:浙江省海寧市地產對農民的效用



      資料來源: 劉紅梅,王克強,2001

      ③農業生產凈貨幣收入:PA¡Q(L,K,H)- WAL- PKK- tH

        PA:農產品市場價格

        Q(L,K,H):農業生產函數

        WA:農業雇工工資

        L: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

        PK:農業生產中資本市場價格

        K:農業生產中資本投入量

        t:農業生產費稅率

        H:農業生產中土地投入量

              由于商品市場的改革基本完成,農民面臨的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本價格主要為市場價格。而農業生產的費稅是對耕地面積征收單位稅,所以與投入農業生產的土地面積成正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WA。根據已有的考察和研究(姚洋,1999;查金祥等,2001),農業生產內部的勞動力市場確實存在,尤其是種糧大戶雇傭當地農民,以及農忙期間農戶間的相互雇傭。因此此處假定存在WA為農業雇工工資,它可視為只能在農業產業實現就業的農戶的閑暇的機會成本。

      ④非農業生產凈貨幣收入:p1WI(T-L) + p2PR(R-H)

        p1: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勞動力市場限制性

        WI: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凈收入=就業收入-就業成本

        (T-L):投入非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如果為負值,表明農戶雇傭勞動力,反之則反是

        p2: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土地市場發育程度

        PR:流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凈收入=流轉收入-流轉成本

       (R-H):使用權被流轉的土地面積,如果為負值,表明農戶受讓他人流轉的土地,反之則反是 

       近年來由于非農產業的發展,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份額已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46.9%,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份額則由1978年的29.5%提高到2000年的53.1%,變化幅度高達23.6個百分點。就業結構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轉換問題得到初步矯正(林毅夫,2001),這為農戶的產業間轉移提供了可能。因此此處用WI表示農戶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凈收入,并與其就業概率相乘作為單位勞動時間的期望收入。與此相形似的假設是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概率p2、凈收入PR。

      ⑤非貨幣收入:eH

        e:土地除作為生產要素以外為農戶提供的單位效用。就表4考察的農戶而言,e的值為50%以上,相對于一般農戶,我們假定e不為零,它將為保有H面積土地的農戶提供eH的效用。

      ⑥生產函數:Q(L,K,H)=ALαKβHγ

        A:農業生產進步因素

        α、β、γ:分別為勞動、資本和土地的產出彈性。

      農業作為一項弱質產業及易受自然災害的影響[13],與此同時種子、化肥和灌溉技術等進步也將提高農業產出[14],因此把A視為生產技術進步因素與自然災害因素相抵后的凈值。根據邊際產出遞減原則,生產函數的性狀滿足:0<α,β,γ<1,Q,>0,Q,,<0[15]。

      ⑦預算約束:WAL+ PKK+ tH ≤ WAT+ eR

      T和R的價值確定此處仍選用了WA和 e而非是WI和PR,因為正式的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不完善正是中國大部分農民面臨的約束。

      二、農戶的最優規劃

      將生產函數代入效用函數,農戶的最優規劃可簡化為:

      MAX U= PA¡ALαKβHγ- WAL- PKK- tH + p1WI(T-L) + p2PR(R-H) + eH

      L,K,H 
      S.T. WAL+ PKK+ tH ≤ WAT+ eR

      構造拉格朗日式:

      M(L,K,H, λ)= PA¡ALαKβHγ- WAL- PKK- tH + p1WI(T-L) + p2PR(R-H) + eH-λ(WAL+ PKK+ tH- WAT-eR)

      最優的一階條件為:

      эM/эL=αPAALα-1KβHγ- WA- p1WI-λWA= 0

      эM/эK=βPAALαKβ-1Hγ- PK-λPK= 0

      эM/эH=γPAALαKβHγ-1- t - p2PR +e-λt= 0

         λ(WAL+ PKK+ tH - WAT- eR)= 0

      令 αPAALα-1KβHγ= (1+λ)WA+p1WI= X                        (1)

         βPAALαKβ-1Hγ= (1+λ)PK= Y                            (2)

         γPAALαKβHγ-1= (1+λ)t+p2PR-e= Z                       (3)

         λ>0,(WAL+ PKK+ tH - WAT- eR)= 0                      (4)

      得土地使用權流轉量:

         ΔH* = R-H* =R-γ¡(WAT+ eR)XY/(αWAYZ+βPKXZ+γtXY)(5)

       

      三、比較靜態分析

          (5)說明影響農戶土地使用權流轉的諸多因素,為了更清楚分析各外生變量如何影響農戶的決策,可以對(1)到(4)分別進行比較靜態分析。

         (4)中 Kuhn-Tucker乘子λ>0表明,當成本投入超過預算約束時,效用就受到懲罰。因此初始稟賦貧乏、缺少金融市場支持,制約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大量投入。對于具有農業生產比較優勢,試圖大規模開展農業生產的農戶,他們本是流轉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嚴格的預算約束將制約對土地的需求。這可以解釋在各種非正規或正規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區,土地的流轉程度也較高[16],同時也說明建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對于促進土地流轉、改變農民惡劣的初始條件將有積極意義。

          (1)中的X可視為經濟轉軌過程中,農戶勞動力的真實機會成本,且эL/эX<0 ,表明農業生產雇工工資WA越高、農戶在非農產業就業的期望凈收入p1WI越高,農戶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時間越少,這可以解釋在經濟發達地區農戶對土地經營出現明顯淡化的現象[17]。這些淡出農業生產的土地,理論上成為土地流轉的重要供給,可以部分解釋為何發達地區流轉程度高。

          現階段影響X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戶籍管理制度和城市企業招工制度,以及其他產業能為農民提供的工資水平。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剛性和過去延續多年的戶籍制度的束縛,農民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的成功率不高。即使已經在非農產業實現就業者,辦理各種居住證、就業證等就業管制措施提高了農民就業的成本。而在近年的結構調整過程中,城市職工下崗和失業情況嚴峻,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的管制力度。已有的研究也證實了勞動力市場的限制顯著地影響農村土地租賃市場的活躍和有效性(姚洋,1999)

      (2)中的Y可視為農業生產資本投入的價格,且эK/эY<0 ,эL/эY>0 ,эH/эY,表明當機械、化肥等資本價格上漲時,農民減少資本投入而用更多的勞動和土地予以替代是理性的行為。這可以解釋一些旨在推進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政策措施,并沒有在廣大的農村普遍推行,可能是由于增加的收益不足以抵償成本的上升,大部分傳統農業生產地區維持了較多勞動、較多土地對資本的替代,經濟越是落后的地區這樣的替代越為明顯[18]。

         (3)中的Z可視為農戶將土地投入農業生產的真實機會成本,且эH/эZ<0,更為確切的分解為эH/эt<0,эH/эp2<0,эH/эPR<0,эH/эe>0 。第一項負值表明,農業生產的費用負擔越重,農戶投入農業生產的土地越少,或者說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越小。第二和第三項負值表明,土地流轉的可能性越高,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凈收入越高,農民保有的土地將越少,實施流轉的土地越多。第四項正值則表明,土地為農民提供的非貨幣效用越多,農民保有的土地越多,實施流轉的土地越少。

      而分別決定這四個外生變量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①       農戶的費稅負擔和費稅制度改革的情況。政府從1998年致力推行的農業生產費改稅很大程度上是針對農民負擔過重、農業生產積極性不足而作出的政策調整。

          ②土地承包制的穩定性。已有的研究表明盡管穩定的地權對產量的效果不明顯,但對投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姚洋,2000;羅伊¡普羅斯特曼等,2001)。從土地流轉角度看,高頻度的的土地調整等于對農業生產征收一種隨機稅。所以長期而穩定的土地使用權對出讓方和受讓方都是重要的保障。它使前者減輕失去土地的擔心,后者則更有動力對農業生產進行長期投入,從而提高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概率。

       ③村集體的政治決策。我國法律對農村土地產權的界定是:1984年的《憲法》規定我國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1988年修改的《憲法》補充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此后,國有城鎮土地有了轉讓程序和辦法,農村集體土地仍然沒有轉讓的程序和辦法,沒有形成規范的使用權流轉制度。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村民委員會又是農村最基層的行政單位,所以村集體的政治決策將明顯地影響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從目前土地流轉的各環節來看,行政操作的痕跡不僅清晰可見,而且在有些地區構成整個變革的“主線”[19]。另一方面,即使這種流轉完全出于自發,依舊離不開行政審批認可這一程序。沒有規范的程序和辦法可依,在為以后的土地糾紛埋下隱患的同時,也給村干部的尋租行為提供了空間。所以,如果考慮游說村干部的費用以及流轉合同的不完備,土地流轉給農戶帶來的凈收益將會下降。

       ④農村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制度。從表4提供的數據看,現階段土地為當地農戶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效用非常顯著。土地作為社會保障的替代物,為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而農村中大量的隱蔽性失業之所以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動蕩,土地對這些失業人口的吸納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其他條件不變時,這兩個功能越是顯著,農戶保有的土地量就會越多[20]。當然,隨著貨幣收入的提高,人們以貨幣收入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將隨之提高,如果配以類似城市中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制度在農村中展開,那么土地的這兩個基本功能將會明顯的退化,較多的土地也就不會遲滯農民流轉土地的積極性,城鎮化的進程在這些地區明顯快于平均水平[21]。

      四、關于農產品價格和農業生產函數的再討論

      隨著計劃經濟時代農產品購銷體制的逐步取消和商品市場的完善,目前大部份農村地區農產品需進入市場銷售的份額占總產量的50%以上,少數地區達到80%左右,因此PA對于農戶進行農業生產的收益有顯著影響[22],這可以解釋為何大部分地區提倡開展農業產業化,旨在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導產業、產品,實行產供銷、種養加、貿工農、經科教一體化經營(焦必方,1998)。而農產品價格上漲如何影響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則取決于農業生產的技術特征。

      僅從(1)到(3)式看,隨著農產品市場價格和農業技術進步因子提高,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投入量都會增加,而勞動力和資本的成本上升則減少兩者的投入,所以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變動對土地投入的影響取決于各要素間的替代性和互補性哪個更為顯著。前文設定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形式雖然使討論易于展開,但并不能清楚的解答這一問題。一個基本的經驗事實是,中國農村人均耕地面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當勞動力機會成本極低時,勞動替代資本和土地幾乎接近極限,而資本和土地則較多地表現為互補性[23]。

       

      Ⅴ結論和體會

      本文的主要結論是,僅從效率角度看,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確實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的積極作用。要在今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提高農民收入、推進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可以自由和規范的流轉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現階段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勞動力市場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穩定性、村集體的政治決策、土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功能以及農業生產的技術特征導致了流轉程度在不同地區的差異。

      在利用一個農戶模型進行比較靜態分析的過程中,我們指出了哪些制度因素限定各外生變量從而影響農戶的微觀決策。如果確實承認農戶的決策是面臨約束條件下的理性行為,那么那些旨在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而限制或強制土地流轉的措施就可能反而有違于初衷。在農村的各項改革中,打破那些限制農民實現潛在效率的滯后制度,供給那些確實無法由市場供給的制度安排才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當務之急。

      當然,將更多的篇幅留給分析文章的不足和學習的體會,對于一個學生而言或許更有價值。

      這篇論文的最初想法是利用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解釋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現象。但是進一步的文獻閱讀尤其是實地訪問和考察之后,我們發現雖然一些地區通過各種形式的土地流轉取得很好的經濟績效,但是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并未在所有農村展開,即使一些地區的政策允許或鼓勵農民進行土地租賃和轉讓,但農民的積極性并不高。這樣的事實促使我們從農戶的微觀決策角度去思考哪些因素影響農民保有和流轉土地。

      文中建立的模型主要是受到貝克爾家庭生產模型的啟發。在這類模型中,行為人集生產者和消費者于一身,但是為了使分析更為直觀,我們暫且用貨幣收入替代了閑暇和商品的消費。而為了體現經濟轉軌過程中的體制障礙和市場缺乏,我們選用了分別用p1和p2描述了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的發育程度,得到的結論和預期相一致。

      模型的改進工作還有很多。首先是生產函數的簡化。勞動和資本與土地之間的互補和替代性沒有清楚地分解開來,這使得影響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制度因素最終如何影響土地投入的分析缺乏說服力。短期內將資本略去是明智的做法,生產函數設為里昂惕夫型可能更適合中國的實際。其次是涉及多個變量的偏微分存在技術上的問題,全微分后利用矩陣進行比較靜態分析更加合理。

      另一個缺憾是,文中的理論推論雖然大部分得到了經驗事實的支持,但就針對模型本身而言,缺乏一個統一的計量模型對推論進行嚴格的經驗檢驗。這一方面是受制于數據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數據處理的技術能力。最后,如果確信社會的公平不是皇帝的新裝,那么對土地流轉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確實應該從公平角度進行不偏不倚的考察。以上幾個方面讓人想起了瓦爾拉斯在《純粹經濟學要義》寫道的:經濟學可以分解為精神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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